读《杨绛文集:翻译的技巧》

■郭宏安

杨绛先生最近出版了八卷本的《文集》,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。我不能肯定,是否见过杨先生;我可以肯定的是,我从未和杨先生说过话。但是,我虽然未曾亲炙教诲,却读过经眼的杨先生的文章,因此,我觉得离杨先生很近。她的文章清丽自然,纡徐不迫,怨而不怒。她的论文显露出一种“批评之美”,我可以引用斯塔罗宾斯基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,他说:“批评之美来源于布置、勾画清楚的道路、次第展开的远景、论据的丰富与可靠,有时也来源于猜测的大胆,这一切都不排斥手法的轻盈,也不排斥某种个人的口吻,这种个人的口吻越是不寻求独特就越是动人。不应该事先想到这种‘文学效果’:应该仿佛产生于偶然,而人们追求的仅仅是具有说服力的明晰……”她的散文则是洗尽铅华,含芳吐秀,展现出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的风采,纯然一派大家气度,达到了白话文的极致。她的翻译有公认的评价,不容我在此赘言,但是我在她的文章中仿佛看到了她的秘密,这篇文章就是收在《杨绛文集》第四卷中的《翻译的技巧》。

谈翻译的技巧,可以写成一本或几本十数万言或数十万言的著作,此类著作,我们见过的,就有好几种。可是在杨先生,区区万把字,就把这么复杂的问题说得一清二楚,确实是出于经验,有感而发,切中肯綮,搔着了痒处。不靠空话撑腰,全赖经验打底,一种翻译的理论贯穿其中,看来杨先生的秘密,就在“平实”二字。平实,即谓心态平和,作风老实,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,因为翻译是一门实践的学问。什么是翻译?杨先生说:“把原作换一种文字,照模照样地表达。原文说什么,译文就说什么;原文怎么说,译文也怎么说。”如此通达的看法,其实并不“是翻译家一致承认的”,不是有的资深翻译家就认为翻译是“美化之艺术”吗?“说什么”和“怎么说”,是一切表达的目的和途径,抓住了这两点,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。杨先生说:“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;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,还须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,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。另一方面,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领略原文。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,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;内容不可有所增删,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。原文的弦外之音,只从弦上传出;含蕴未吐的意思,也只附着在字句上。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,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。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,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,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。”这里的关键词是:“不可有所增删”,“不可走样”和“照模照样”。“一仆二主”,一个仆人同时伺候两个主人,左边要对作者忠实,右边要对读者尽责,既不卑,又不亢,对于所传递的东西既不添枝加叶,又不缺斤短两,他不因心态的失衡而有意无意地偷运自己的私货,难矣哉!有的译者,生怕读者不够聪明,理解不了原文的“弦外之音”,于是急匆匆地赤膊上阵,现身说法,把原作者精心设置的弦一根根挑破,其结果是弦外之音不在了,原本是一个带着面纱的美女,以她神秘的微笑吸引着读者,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无遮无盖的大美人,经不住读者再三地端详。如果译者理解错了呢?所以,杨先生告戒说,弦上才能传出弦外之音,译者不能用自己的话说出作者含蕴未吐的意思,译者要保留原来的弦和原来的字句,“照模照样”地传达出原作的内容、风采和神韵。弦之不存,音将安在?变动字句,何来含蕴?这就是翻译,读者通过译本不但可以了解异邦的风土人情,而且还可以体会异邦的特殊的表达方式。一本外国的书译成中文,中国的读者能够理解并且欣赏而不误以为是中国人的著作,保持异国情调而不杆格难入,这才是好的翻译。

动手翻译,第一个问题就是以句子为单位,还是以段落为单位。杨先生说:“翻译得把原文的句子作为单位,一句挨一句翻。”“但原文的一句,不一定是译文的一句。”我前面说,杨先生的秘密,就在“平实”二字,那么,这“一句挨一句翻”,就是“平实”二字的精髓,这“原文的一句,不一定是译文的一句”,就是精髓的血脉。翻译以句子为单位,前人曾经说过,但是“怎样断句,怎么组合”却鲜有人给予清晰的解说。义足为句,中外皆然,惟长短有别矣。把断句组合成完整的句子,且“不能有所遗漏,也不能增添”,从不由自主的束缚到经过“冷却”的重新组合,杨先生是这个循环操作中的高手,她的经验值得我们珍视。断句可能离原文远了,可是重组以后的句子却离原文近了,由句子而段而章而篇,全文岂能不信?这里杨先生又指出:“尤需注意的是原文第一句里的短句,不能混入原文的第二句;原文第二句内的短句,不能混入原文第一句。原文的每一句是一个单位,和上句下句严格圈断。因为临近的短句如果相混,会走失原文的语气和语意。”这是具体而微的、活生生的经验!有人以段落为翻译的单位,这就难免走入意译一途。直译意译之争,其来久矣,杨先生岂能不知?不过她以“不大了解什么叫意译”一句话把这场争论轻轻地打发掉了。如果译者认为可以得意忘言,离形得似,随意用自己的话语置换原文的词句,杨先生对此态度十分明确,语气十分坚决:“我认为译者没有这点自由。”因为“那不是翻译,是解释,是译意”。以句子为翻译的单位,可以尽可能地贴近原文,避免走失语意,阻断文气。曾经有人请汉语高手润色译文,充当我国古代佛经译场中“笔人”的脚色,“结果译文通顺了,但和原文不拍合了。”对此,杨先生是明确反对的。

“选择最适当的字”,是断句重组、连缀成章的关键,因为没有适当的字,就不能把原文的意思“如原作那样表达出来”。文章的意思,语句的色彩,甚至感情,大半靠用词,而这里的词指的是“普通文字”,惟普通文字需要调度而又“最不易调度”。所以,杨先生说:“译者需储有大量词汇:通俗的、典雅的、说理的、叙述的、形容的等等,供他随意运用。”否则,“那些文字只陌生生地躲在远处,不听使唤。”用词之难,最易引起争论,有人以为,无论何时何地,用上最响、最亮、最华丽的词,就是最好的翻译,就是文学翻译,他的译作也就成了“翻译文学”。其实,文学语言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,那就是“恰当”。该俗的俗,该雅的雅,惟恰当是求。严复论翻译之难,标出“信达雅”三字,如果以“恰当”解雅,则“信达雅”仍不失为翻译的标准,而“恰当”就是文学性。雕缋满眼,铿锵悦耳,并不等于文采斐然。适度的华丽,可以是文采;适度的朴素,怎么就不是文采?有人把所谓四字成语当作法宝,以为借“民族文化的瑰宝”之势祭将起来,任谁都得倒下。其实,杨先生说得明白:“这类词儿(指‘风和日暖’、‘理直气壮’等四字成语)因为用熟了,多少带些固定性,应用的时候就得小心。”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方色彩的成语简直就不能在译文中使用,有些又只有一半适用而另一半不适用,对四字成语情有独钟的人难免会削足适履,或过或不及地套用,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。“即使意义完全相同,表达的方式不同也不该移用。……保持不同的说法,可以保持异国情调。”我看杨先生的旗帜很鲜明,只是没有大呼小叫而已,行文很是平和。

这篇文章修改前叫做《失败的经验――试谈翻译》,钱锺书先生曾经有过评价:“没有空论,却有实用。”修改后的文章,仍然当得起钱先生的评价。对于一个译者来说,最可贵又可行的,莫过于杨先生这种不发空论但求实用而理论贯穿其中的文章了。但是,要说学以致用,还真不容易,非有深厚的学养、扎实的功底、广博的知识、谦虚的作风和平静的心态不办。宋严羽曰:“入门须正,立志须高;……行有未至,可加工力;路头一差,愈骛愈远;由入门之正不正也。”《翻译的技巧》对于一个想成为翻译家的人来说,正是一条通向顶峰的道路,“虽学之不至,亦不失正路”。

读《杨绛文集:翻译的技巧》: http://insuns.com/article/698-1.html